毛泽东的思想和形象将在中国的故事中扮演什么角色还不是很清楚。19年前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版里说,看起来将来可能对毛泽东虎气的一面比对他猴气的一面更和善一些。
但在那一版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告诫:“然而……毛泽东这颗不落的太阳、这位猴王会从他的寝陵中放出‘小鬼’去摇撼任何新的成功时期的基础吗?”
看起来这仍然是一个要提出的有效疑问。在我写下以上这些话的10年以后,1989年政治风波中的学生和其他都市的中国人确实有希望“摇撼成功时期的基础”。然而,他们的思想武器不是来自毛泽东的语录,而是来自杰斐逊、潘恩、甘地。既然邓小平已经去世了,虽然看起来不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左”派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以国家统一、中国文化自豪感和平等主义等价值的名义复活。毛泽东的乌托邦彼岸—他年轻时为家乡湖南省独立而喊出“造反有理”;他认为年轻人是纯洁和真理的综合体—并非无处寻踪也不能假设已经和毛泽东一起逝去。
有可能毛泽东的模糊的遗产被专制秩序、英雄的领导和国家自豪感的名义暂时征用。
如果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毛泽东将被视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莫基人。如果中国举步维艰,他可能会因为整个共产主义试验而受到指责。毛泽东的革命的参照对象肯定将是模糊不定的。就像毛泽东重新确定在他自己统治之前的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的参照对象一样,未来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也会重新确定它们来适应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合法性的需要。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中,毛泽东选择鸦片战争作为他自己的“反抗帝国主义”革命的基拙时期,忽略了1911年清朝的崩溃和蒋介石的民国时期。将来的历史学家们不会把民国仅仅看作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不经意的准备。
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偶然碰到他的女儿李钠正在唱一首很流行的歌,歌词中有这样的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训导她,说这首歌中的“中国”应该说是“新中国”。事实上这首歌是在延安的《解放日报》1943年的一篇社论的基拙上创作的,所采用的确实是李钠在院子里所唱的歌词,没有“新”这个字眼。但在这件事情之后,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施拉姆有时通过“情感的”和“理智的”二分法来解释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分离、“在情感的层面,如果不是在理智的层面,农民就会仍然是他的革命构想的中心1-(Road,z,)在其他一些时候,比如关于毛泽东对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一观念的忽略的问题,施拉姆说毛泽东“未必一定排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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